“浙党提出海运，一定会把好处全占在自己手里。到时候海运开禁了，朝廷的税收是增加了，但增加的税收都进了浙党的腰包，王爷一分都拿不到。”

“本怪不需要拿。”萧曜说。

“王爷不需要拿，但王爷需要有人。海运一旦开起来，需要大量的人手——造船的、修船的、开船的、管码头的、收税的。这些人如果都听浙党的，那王爷在海运上就没有任何话语权。没有话语权，漕运改革就推不动。因为漕运的人会说——你连海运都管不了，凭什么来管我们？”

萧曜看着她，目光里有赞赏，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
那东西不是情欲，不是爱意，而是一种更复杂的、介于尊重和依赖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