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期的前几天，她几乎每天都在睡觉。

她需要让那些红肿的器官消肿，让那些被鞭打和掐捏的淤青褪去。

等到身体的疼痛逐渐消失，她曾经作为教导主任的理智和尊严，也像野草一样开始重新疯长。

周四的晚上，我端着一杯热牛奶路过她的卧室。门半掩着，我看到她坐在梳妆台前，正在用冰袋敷着眼角的几丝细纹。

她的眼神很冷，很亮。那是她在学校里准备开除某个刺头学生时才会露出的眼神。

我站在阴影里，看着她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。

虽然隔着一段距离，但我太了解我母亲了。

她认为离开了学校那个封闭的环境，学生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