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不愿把受害者写成供公众猎奇的谈资,也拒绝使用任何带有暗示性的描述。
在他的调查笔记里,那些女孩不是编号,更不是“被用于行贿的资源”,而是一名名有家庭、有姓名、原本应当继续读书的孩子。
最终,王清找到了一份内部接待账册。
账册以暗语记录时间、地点、接待对象和对应项目,能够证明贺景山不仅知情,而且直接参与了人员安排。
一旦账册与已有材料交叉验证,几起看似毫无关联的工程审批、司法干预和未成年人失踪案便会被连成完整的证据链。
也正是从王清取得这份账册开始,贺景山不再只想警告他。
他曾向本地有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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